那个季节的爱情
（《七七高考轶事》之修改稿）
原作者：老高 沙之白编辑
三十年前的秋冬季节，我在大兴安岭山脚下的河源林场防火办公室当秘书。
那些日子，林场的四周被一场大火包围。小镇里到处都是集结的部队和准备扑火的人群。这是最紧张忙碌的时刻。但忙碌也好，紧张也好，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也可以叫做爱情故事，还是在此时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地进行着——
河源林场防火办公室。
无线电台的指挥灯闪烁着，电键的敲击声，话筒的呼唤声，扬声器停止不下来的滴滴答答的信号声，充斥了整个场部走廊。又一个火险报告从山上传过来，我不顾连日来的劳累和困倦，迅速操起一个手摇报警器，冲出办公室，三下五除二爬上街边的一辆卡车，站在上面拼命摇动报警器。
刹那间，报警器的尖利鸣叫迅疾在小镇上空响起。
那连绵不断的鸣叫总是带着一种凄厉的意味。
在林区，警报就是火情，警报就是命令。
听到警报，人们从四面八方迅速向场部跑来。
工人们紧张地集合在场部门口，我却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朦胧中觉得，四周好像围拢了好多人。有人在我鼻子底下掐着，掐得好疼。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哦，自己是躺在床上，一群人正在围着我。恍惚间听得我们主任说，好了，醒了，没事了，他是这几天疲劳过度累的，让他歇歇吧！
就是在“歇歇”的那几十分钟里，我得到了恢复全国高考广开才路的消息。
给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们林场的广播员，她叫张其木格，是一个蒙古族丫头。她不但向我传递了消息，还为我从她的母校找来一份手抄本的复习资料。
一段扑火、备考和恋爱互相交错的人生过程开始了。
用我们防办白书记的话说就是，广播室的那小丫头是爱上小高了。
其木格帮我找高考复习资料，还发挥了她师范学校政治专业的特长，给我辅导关于国内国际的时事政治。每天午后三点钟左右，办公室后院响起油锯声的时候，丫头总是首先冲出人群，手脚麻利地从油锯旁轱辘出一段段烧火柴。机关干部们明白这里的事情，都让着她。她抢完了，大家才动手搬那些被工人用油锯刚刚锯断了的粗重的枯树。
一天，在总机班值班的小英子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广播室。小英子和其木格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然后挤着眼睛冲我大笑。原来，这俩人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其木格拿出她们班的毕业合影，指着里面的女生让我挑。我没有满意的，当然也就没有做声。最末了，她用蒙古族丫头那种特有的直截了当追问：你看我怎么样？
顿时，一句话点燃一场熊熊大火！
我不是傻子，我当然知道她的心思。
这个丫头，这个丫头……
情人的目光呵，有时搜寻，有时回避。当你不在意时，她二尺钩子般的眼神会搭住你，会烧烤得你脊背滚烫。你眼神跟她对了光时，她躲避不及的那点余光却在闪开的一刹那，又会擦出荡人心魄的火花，进而生出死不改悔的情愫。
我和丫头有电了。
从此，我不用再和科室的干部们争抢烧火柴了。我住在办公室，经常因为懒惰的关系而不烧炉子，导致晚上挨冻。但现在，挨冻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常常是，睡过长长的一夜，早上醒来发现我房间里的火墙还在热着。看看走廊，通向我房间的炉膛里有大块的湿圆木在嘶嘶响着，里面的半截还在喷着青烟冒着火舌。我知道，那是丫头干的。
过了几天，丫头送来一个小手绢包，里面包着她给我炒熟的葵花籽。她说：“灶坑里只剩点余火，我就捧了两把葵花籽在锅底上翻呀翻……你不知道，葵花籽越是微火炒的就越香！”
小小的手绢包，透过微烫的热气散发出一阵阵焦香。
她剥瓜子仁，自己不吃，却一小把一小把塞进我的手里。一个粒一个粒地喂到我的嘴边。先是用手，后来就叼起瓜子仁用舌尖挑着送过来。
一场大雪帮助我们彻底解除了火灾。
我们这个林场，是在大兴安岭的一条狭窄沟壑里。举目望去，两边遮天的山岭缭绕着蒸腾的白色烟雾，白桦林在浓雾里伸出被大火刚刚烧爎过的漆黑的枝条，山脚下的洮儿河呜呜咽咽地，不时地飘过几段烧焦的树枝。
山沟里飘荡着遭遇大火劫掠之后的惨淡气息。
丫头的母亲病了，她要去长春护理。动身前，我给了她5元钱，要她以我的名义给她妈妈买些水果，并把我俩的事先向她透漏。这以前，我俩也商量过怎么跟她家父母说。她要我托介绍人到她家提亲。我有些发懵，就说还是你家找介绍人来提亲吧，我保证答应。事情没有商量出头绪，她妈妈就去长春住院了。
过了几天，我接到教育局寄来的准考证，也就是说，我能够参加高考了。
第二天，我们林场二十一名参加高考的年轻人，高高兴兴地下山，去乌兰浩特参加考试。听说，所有考题都是省教育局统一编发的试题。至于难不难，那就没有谁去管他了。
我们的考场在朝鲜族中学。
这是不十分寒冷的十月末。
第一天上午考的数学，没用半个小时就交卷了：因式分解、换底公式，还有几道不甚值钱的毛题，剩下来的就看不懂啦！好像这节考试交卷出来得都很快。到了下午，考场缺席了一多半考生。下午的政治考题倒是十分轻松：填空、名词解释、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等等等等……轻轻松松，一举拿下。每答完一道政治题，我都觉得好像丫头站在我眼前，认真地审视着我：答得对吗？第二天上午考语文：注音、填空、名词解释、句子成分：华主席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古文加标点：愚公移山的一段，作文题目：华主席和吉林人民心连心，难忘的十月，两题任选。一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没用尽就没的可答了，交卷走出考场。
院子里有几个考生先出来了，大家议论着试题，散去。
中午，找一家餐馆买了四两粮票的面条，馒头是要排队的，还不一定排得上。
下午考史地，一张试卷：我国的四邻都有哪些国家？中国历史经历了哪些朝代……
做完试题，同桌的女孩子悄悄问我，唐朝在明朝前面还是后面？昨天考数学的时候，她把卷子捂得严严的，生怕我抄她的，现在又来问这样的问题！我斜了她一眼，想了想，还是把我答完的卷子送到她眼皮底下：“你自己看吧，不会有错的。”
最后的这一节考试，也没用上一半时间就交卷了，而且心里非常满意。
走出考场，望望天，天空飘着浮云。
成吉思汗庙伫立在不远的北山上，那坍塌了东边一个圆顶的庙宇如同白马将军被卸去了一个臂膀，在薄暮的寒风中呻吟着，述说着十年来不该笼罩在自己头上的厄运。
回招待所途中，路过三五二医院。
我想起五年前，我在一四五二部队卫生队集训时，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生活在这儿。这里有一个病房曾有位患者叫紫学德，是师修理所的光学技师，北航毕业的大学生。混熟了，就聊他的学校，听他讲光学知识：光是一种粒子，光的谱系，光的直射、折射、衍射现象，伦琴射线……在我的眼里，他的知识太渊博了。前指的一位政委爱和他一起下象棋。老紫的过宫炮总赢不了政委的屏风马。战士小赵管技师叫“紫臭棋”。无论怎么闹，技师依旧以过宫炮开局。跟紫技师聊北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政委总是端详着我，像是不认识，有一次他终于开口了，说：“小高，你是不是想上大学啊？”
哈哈哈，是啊！
当年藏在心里的一桩愿望，今天终于有机会平等地凭实力争取了。
考试回来以后，办公室走廊里好几天没见丫头的身影。
星期天，林场小学的汪秀老师结婚，还看见丫头去捞忙来着：她穿了一件黑白花格子的袄罩，头围艳绿色围巾，只是那眼神有些蔫巴巴，有些憔悴。偶尔向我飞过来的眼光，也是带着怨恨和蔑视的神情。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了？这是……
可是我却没有机会仔细琢磨那眼神的含义。
山火扑灭后，采伐工队进山了，科室干部临时抽出一些人检查灾后余火。地区林业局拨给防火办一台212吉普车，这是林场第一台小车。小车接来后第二天，我们主任就威风凛凛地领着三个护林队员上山检查。临走告诉我，抓紧把大火总结材料拿出来。我忙三火四地把材料交上去了，场党委王书记又点名要我连夜去雪城镇党委抄中央文件，并再三嘱咐我要赶快，明天还要召集各工队领导、机关干部开会，迅速进行传达。
那辆新吉普车就载着我又钻进漆黑的山谷。
迎着漫天大雪，小车驶进风雪弥漫的兴安岭群峰之间。从河源林场到雪城镇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乘火车，穿过七公里长的南兴安隧道，抵达雪城火车站；另一条是翻越兴安岭的河源大岗走岭上盘山公路，进入雪城镇。还有一条是防火通道，走冻死人山到达雪城镇。这是一条外人不知的边境战备路，顺着这条路很容易走进荒无人烟的外蒙草原，冬季在这里迷路只有问那座高高耸立在天边的冻死人山了。
我们走的是第二条。
河源大岗被参天的粗壮白桦林遮蔽着，冰雪覆盖的道路在林莽中穿越。路不难辨认，却十分颠簸。大岗的夜晚，在汽车灯光辉映下，常看到闪烁的绿光——那是惊恐的动物的眼睛。司机师傅带了枪，看见那些动物，他不时地惊叫着，指给我看雪兔狍子什么的。我就是不理这碴儿。我知道他手痒，但始终也没有让他得手。什么事也没有传达中央文件重要，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回到场部机关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我点燃了半截蜡烛，想再检查一遍抄来的文件，却发现办公桌一角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展开信纸，我大吃一惊，真是让我沮丧到了极点！
丫头在信里清楚写着：我们的那件事，我妈不同意，我爹不同意，我哥不同意，我们全家都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了……
半截子蜡烛燃烧到尽头，灼热的蜡泪沿着桌面流过来，淹透了丫头的那一封短信……
我们的爱情就这么结束了？
透过办公室的双层玻璃，看见外边天色已经白了。
林场的早晨，只有到八九点钟时才能看见太阳从东山坎懒懒地爬出来。
微稀的晨光里，只听得办公室走廊大门咣啷一声，门开了，随即，门前的小路上响起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我趴在窗户上，看见那个熟悉的纤弱小巧的身影，肩上扛着硕大的汽油桶，栽栽歪歪地往外走去。哦，昨夜是她在广播室值班。但是，她的后面怎么还跟着她的老爹？她爹臂弯里搭着她那件黑白花格子的袄罩，还有那条艳绿色围巾；另一只手拎着一条又粗又黑的马鞭子……这个瘦小的干巴老头，是我们防办的护林员。他常年在山里巡护，我还真没见过他几回，更没见过他说什么话，代替他说话的就是那条马鞭子。我想起丫头跟我说的话：“我妈说了，嫁人不要嫁像你爸爸那样的山里男人，山外的男人知道疼老婆。山里男人三件宝，一件是他自个骑的马，一件是他的马鞍子，第三件就是他连睡觉都想搂着的马鞭子。除了这三样，其余就全都不放在心上……”
这话音过去的有多久呢？
…… ……
烛芯失去了支撑，倒在那滩稀软的蜡烛溶液里，一闪，最后还是灭掉了。
一阵寒气袭来。这几天，我在路上奔波，办公室里已经两天没有人烧火墙了。看见他们俩渐渐走远，我无精打采地走出门外，晒晒太阳。
总机话务员小英子来上班了，她看着我呆呆的目光，又扭头看着丫头他们爷俩的背影，惊讶地问我：“丫头在家挨揍，你知道么？”
我摇摇头。
“你不知道啊？丫头她妈从长春回来就在家里看了个会，说今天说说咱家丫头和防办那小子搞对象的事。她的弟弟妹妹有点惊喜，说，俺们老师啊？她爹生气了，说小孩子少多嘴……”小英子给我详细地讲述了那几天的事：
丫头她哥说咱家丫头就是白给人，也轮不到他呀，不同意！他妈的一个新到林场还不到二年的合同工，不行！
她爹说，都不同意是吗？那就揍她！
丫头挨打，除了两个小的，大家都伸手了……
由此，我恐怖地联想到那个干巴老头的马鞭子。
听了小英子的话，我立刻到丫头家去。
丫头的家是一长趟公房间隔出来的两间砖平房：外间是厨房，二道门进去里间是一铺大炕，房梁下悬着长长的三根铁丝一直垂到炕边，最下边挂着一个炭火盆，火上煨着被熏得焦黑的铝壶，一缕缕热气从壶嘴里冲出来，飘散出蒙古族人喜欢的砖茶味儿。
丫头的爹妈坐在炕上喝茶。见我进来，丫头的妈似乎一惊，随口说了句好像是蒙语。我不懂蒙语，就抢先跟老两口打招呼，接着很直白地承认那些天我和丫头相处的事实。我说，这事要怨就怨我，不要难为你家丫头。
她妈把话接过去，说：“我们不是看不起你，小高，是丫头太小，过二年再说吧！”
道了歉回到办公室，我的心里似乎宽松了一些。
窗外雪花又飘落下来。
锯烧火柴的油锯声在后院里吼叫起来。现在没有人和那些机关干部抢烧火柴了。
我伏在冰冷的办公室里，瑟瑟发抖。
下雪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教育局寄来的高考新生体格检查表和一份参加入学体检的通知。
林场参加体检的考生只有两个人，除了我，另一个是林场子弟学校的柳鹰。我们都是合同工进林场的。我从部队复原后，一开始被安置在林场家属队，调到学校后，又被我们主任从学校要到机关防办。
我们防办主任也是林场革委会副主任，兼职防办。主任到学校要个人，校长没法不给。
那时，校长找我们几个小光棍喝酒，把这事说了。校长说：“真舍不得让你走。人家要你我不敢不放。就是来要我我也得听喝不是？何况从学校到机关是上坡路，今后有转正的机会，机关的还不优先考虑吗？”
合同工转正式工，是我们几个小光棍和山上百十号采伐工的集体梦想。转了正就等于长翅膀了，好多人就等着长翅膀以后飞走。柳鹰他爸爸是雪城镇疗养院的副院长，转正之后调进乌兰浩特安置个工作没问题。转了正，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合同工问题找不着对象了。
我痛痛快快地去了防办。
而现在，我可能又要面临上学的问题了。
体检是在乌兰浩特医院进行的。躯干、四肢、体重，内科、外科，听力、视力、血压，我是没问题；可柳鹰让血压给卡住了！这小子精神有点紧张，血压量了几次也下不来，到外面弄了半碗醋喝下去，还是不见效。我急了，说：“你把体检表给我，我替你量了算了！”谁知道量血压那医生把柳鹰记住了，他当场就把我这个冒牌的逮住，还没收我的体检表，交给在医院的招生办的负责人。
好像抓了小偷一样，一群人簇拥着我，把我推到办公室进行“审问”。
突然，推门闯进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子，劈头就问我：“你报考的什么学校？”
我说是北京广播学院。
“哎呀呀，北京广播学院啊！作废不是白瞎了吗？可惜呀，不就是替人量个血压吗？老师啊，行行好，你就放过他得了。我是这医院的，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你尽管找我好了！我叫孙妮，在五官科！”她又是承诺，又是保证，连哄带劝，好话替我说了老鼻子。招生办的老师沉默了半响，最后说：“行了，不追究了。你们回去吧！”悻悻乎如漏网之鱼，我俩溜出了医院。这天晚上吃的是柳鹰二姨烙的蒙古馅饼。这小子真没白在火车上吹嘘，馅饼香得我直迷糊。林场那连年累月的白菜汤，让我忘记了肉是什么味道了。
距离春节只有一周了。
主任好像故意不让我干过多的工作：节日前，雪城镇地区三个林业局一个疗养院的防火工作联合检查组，本来应该我去，抓不到别人主任自己去了。临走时，他告诉我：“快过年了，那什么你去我家，你婶给你准备了点山货，带回家过年吧！正月十五之前没什么要紧事。你过完十五回来就行。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谢谢主任，我的恩人！我忘不了你！
坐上火车，我回家了。
我的家在齐北铁路沿线一个叫做古城的小站。小站向北不到一千米，可望见一片突兀的树林；林子下面就是古城小学，小学西面一排白杨树旁边的第一座马架子房，就是我成长的家园。我家的西面有一破仓房隔开，再向西就是一溜高大的正房。过去，这里曾经是地主的宅院，现在分别住着七家住户——都是我家十几年没有离开的邻居。和他们的大房子相比，我家那马架子就有风雨飘摇的感觉了。
这几年生产队收成不好，除了口粮能够保证以外，其余的就没有什么指望。一年劳作下来工分额度是不少，但分值低得吓人。我爸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仅仅合两毛八分钱！七口人的带皮口粮五七三千五百斤，那点工分远远不够，扣净了还得拉饥荒。好在队里几十户没有不欠债的，大家就年复一年地把希望寄托在来年。
没有我常常给家里寄的那点钱，他们怕连人民币什么样都忘了。
回到家的那天，父亲正在碾道磨黄米，准备蒸几锅粘豆包。贫苦人家的年好对付：买二斤糖球，几十个冻梨，炒十来斤爆米花，半口袋毛子嗑，给小哥儿几个分巴分巴，把小孩子打发了就算过年了。
父亲把黄米面口袋背回家时，浑身满是面屑，缀满补丁的几乎看不出颜色的蓝色制服被一根旧皮带拦腰扎住。我要接过父亲肩上的面袋子，父亲说，别动别动，看沾你一身……
这个年过得还不错。我拎回的那些山货，让饭桌显得丰盛许多。参加高考的事，我跟父亲谈了。他没有表现过分的关心和激动，只是说，你要有面对挫折所应该具备的心理应付能力。过了初七，躺在炕上病了二年多的爷爷也着急了，他撵我赶紧回去上班。
这个正月，街上除了来了几伙秧歌，就再没有什么热闹，只有小孩子们屋里屋外地串来串去。空旷的校园寂寞地伫立在寒风里。不时传来的几声单调的鞭炮声，把树林回应的声音传得老远。
我该走了。
漆黑的午夜。
借助小车站那盏混浊的灯光，我在铁路边等待开往齐市的列车。
小镇死寂得如同黑漆的铅块。自从当兵离开这个地方，几次回家看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颓败。小学校后山的那片树林几乎要被砍光了。那个少年时童话般的世界，随着小镇人口的膨胀在消退。
一溜明亮的灯火从远方奔驰呼啸而来。
离去的那一刻马上到来。噙着一包咸涩的泪水，我挤进了已经装得满满登登的列车。
车窗结了厚厚的冰霜，看不见了我的家乡。
入学通知书来了。
那是总机的小英子，交给我的一个印着通榆师范学校的牛皮纸信封，扯开一看，是白城高师的录取函，盖着地区教育局的大红印章。不是北京广播学院，也不是通辽师院。怎么可能是这儿？捏着这张纸儿，我有些发傻，愣愣地看着窗外：房檐下，沿着冰凌滴下来的水珠，一滴，一滴，慢慢地在坠落……
这已经是1978年的2月了，春天就要开始了。
我找了我们场里的王书记。王书记知道我被高师班录取，非常高兴。
我说：“差十万八千里呢！要不，我不去了。等着在咱这转正得了。”
王书记收敛了笑容，说：“主意你自己拿。不过，我看你们年轻人有这个机会，还是应该去学习。社会的实践应该有，到学校学习，你的知识就系统化了。”
王书记的话让我听出了门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什么时候能转正，我也说不准，也不可能给一两个人开绿灯。当然，有了转正机会，也不可能把谁择出去。你说对不？”说着，他脸上又泛起笑容，“咱场缺人啊！出去哪一个，我都舍不得。你不去上学，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这几天的晚饭都被别人定下了。
傅永和他媳妇汪秀是第一份。接着是我们防办电台的周晨大哥，完了是我们主任家，我们老校长，我们肖老师，我们苏师傅……
主任找吃饭的时候，赶上防办白书记来串门，进屋来见有酒，不用让，鞋都不脱就上炕里了——山里人就是这么实惠。
端起酒杯，话题就是我了。
主任一番嘱咐完了，白书记说：“小高，还没有对象吧？我给你介绍一个！那个广播室老张家丫头行吗？哦？叫其木格？那是大名，小名不是叫丫头吗？对不对？你俩不是挺好的吗？你乐意的话，我去给你提亲，准成。”
一听这个话题，我没隐瞒，就把我和丫头的事当着主任和书记的面，一五一十说清楚了，还把我去丫头家和她爹妈对话的事说了。
白书记说：“那都不算。我去找老张头，他听我的。”
主任说：“那什么，老张头说了不算，当家的是他老婆。”
白书记接着说：“不管谁当家，我都能说上话。不信，我把那老婆子拽来，说道说道……”
我说：“丫头已经说自己不同意了。我不想在这件事上翻来覆去的折腾。”
“那什么，咱们喝酒……”主任吆喝着，把酒杯举起来。
这天晚上，我有点喝高了，迷迷瞪瞪回到办公室。
场部一片漆黑。
影影绰绰地看见，走廊里有几个机关干部在围着配电盘观望。电工小韩手持一把螺丝刀，捅咕电闸。忽然，前面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丫头。她挤到我的前面，两只手背着，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块叠成方形的纸片，在我前面摇晃。我躲开了，她又挤到我前面，晃动那个纸条。见我不接，她转过身，把纸条一把塞进我怀里。不用打开看，也能知道纸条里写啥了。
不敢在这起堆，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迈出场部后门，沿着洮儿河大堤，我漫无目的地乱走。
天边一弯残月，给冰雪包裹着的山野一袭幽暗惨淡的光亮。
三道沟的几十户人家还闪烁着灯火。我敲开了傅永家的大门。这两口子就要睡了。
傅永披了件皮袄，站在院子里喊：“谁啊？”
“半夜来访，实为无奈。”
小两口用疑问的目光瞧着我。
我掏出那个纸条，甩给这哥们：“你猜，这里能写什么？”
“写什么我哪知道？你得告诉我是谁写的呀？”
“那你先猜是谁写的。”
“我想八九不离十是丫头。嘿，你小子太聪明，要不是这事，你不会半夜三更来我这儿！”
“先别打开，继续猜，她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那就无非两种可能。”
“别逗哏，说南辕还是北辙。南辕就是她要重修旧好，北辙自然是七道沟的噩梦……”
“七道沟”在大岗盘山道一带，山腰一座钢筋水泥三层碉堡，左侧是通往雪城镇的隧道。当年日本鬼子为了掠夺兴安森林的资源，并达到与呼伦贝尔日军的战略支持，抓了大量劳工修筑铁路。铁路工程延伸到河源，七道沟成为最凶险的工段。挖这条南北兴安的隧道，每天都有遇险的劳工尸体从隧道里拖出来，有的还没断气，就用桦树条子捆了，抬到七道沟里，一扔完事。七道沟就有了一个别名：死人沟……
我继续说，“南辕主合，北辙主散……”
“南辕是一定的。问题是你，我的哥们……”
“拆开，拆啊！”
傅永把信拆开：“果然，丫头要和好……”
他把信“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岂有此理！干是你，不干是你，后悔想再干的还是你！都成你的了！别搭讪！她什么东西？哎呀，看我整的没用的，合着你俩重温旧梦，有情人终成眷属，完了，把我装进去了，你俩记我半辈子……”
“什么终成眷属？退一万步，也不可能找她了。可是我怕，一怕她缠住我，二怕她老爹那马鞭子……”
“那好办。你躲过这几天，完了就上学去得了！”
是啊，别看大家在请吃饭送送我，可去不去那个高师班，我仍然犹豫不决。这下子，倒是有了决心了，回去赶紧收拾收拾，逃啊！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人群早已散去。电闸修好了？
我推门，这才发现门是虚掩着的。难道我没锁门吗？忘了。这几天我也的确是在昏头涨脑之中。
进屋，却听见里面“嘤”的一声，好像有人在哭……是她！是她！
听见门响，丫头在黑暗中一下子向我扑过来！
她压得低低的气声上言不接下语：“哥哥，他们打我呀……”
她撕扯着衣服，逼近我，气喘吁吁：“你看看，你看看，看他们把我打的……”
她把赤裸的上身向我压过来。
我瘫坐在椅子上，全身簌簌发抖，如同打摆子。惨淡的月光下，我似乎看见，她的前胸有几道狰狞的血印子。她痛苦地呻吟着，把带着血痕的胸脯贴过来，那坚挺的乳房，那冰冷的乳尖，一直戳到我的脸上。
她似乎是在喃喃自语，又似乎是在狂喊：“人都说，姑娘的乳房是金子，男人碰了就变成银子，生了孩子就是狗。我要你把我变成银子，变成狗，变成狗！哥哥，哥哥……”
我却仿佛看见，她老爹的马鞭子从黑暗中一下劈过来！
我吼了一声，推开这个被折磨得近乎歇斯底里的丫头，冲出了机关大门！
残月西落。
冰冷的月光给雪地洒下点点银色。
我在雪地里昏昏沉沉地疾走。
踏着被车轮碾压得坚硬溜滑的雪道，向那噩梦笼罩着的七道沟疾走！七道沟——那个死人沟！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
老校长让学校木工师傅为我钉了一个小木箱子，把我的行李衣物都装好，送到火车站，发到我将要就读的学校。这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断绝了我的退路，意味着我不会再在这个山沟里混下去。
我这个防办秘书的位置，一时成为真空。
我去雪城镇派出所，迅速地迁出户口，再乘火车返回林场。
车过七道沟时，我扒着车窗向“死人沟”张望。冰雪褶皱着的岭下，一条闪亮的银带从山前盘旋而过。这是洮儿河。这个季节，她收敛了以往的欢腾跳跃和喋喋不休，显得格外的冷峻。她像是在给我讲述着她的经历和悲欢……
离开林场的那天，是个晴朗的上午。
火车站不少朋友都来送我。
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们，在山旁折了一大捧杜鹃花的干枝条，我知道，这看似干巴巴的枝条只要插进水瓶，就会绽放出红艳艳的杜鹃花儿来。
列车呼啸一声，驰下高高的兴安岭。
我的视线被一下子奔涌而出的热泪模糊了，只觉着喉咙酸哑哑地痛楚，像是被人紧紧地攥着……
（全文完）
: 文学
